​凉州(源远流长的凉州文化)

凉州(源远流长的凉州文化)

凉州一词，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一方面，从这个概念诞生之日起，它的地理方位和行政区划由大到小，或由小及大，由此也形成了不同时期人们对凉州文化的不同认识；另一方面，在文学艺术和文化表达方面，它也由实到虚，成为东南方人们想象中的一个文化概念，使凉州文化特立独行于中国文化的版图之中。

凉州确立，影响深远

清代学者张澍言，凉州取其“地处寒凉之地”之意。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整体性的，时间和空间总是交织在一起，且往往形而上为某种气象或意义。凉州一词便是这样产生的。

关于凉州与武威郡的设立，自古以来皆有争议。兰州大学的汪受宽先生在《甘肃通史·秦汉卷》一书里详细列举了《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著中的不同记载。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先设立张掖郡和酒泉郡，然后从中又分出武威郡和敦煌郡。另一种说法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21年设立武威郡和酒泉郡，公元前111年设立张掖郡，公元前88年设立敦煌郡。这与霍去病大败匈奴后在河西耀武扬威之事相合。这是武威郡的争议之题，但关于凉州的争议则更大。清代张澍认为，凉州设立于公元前126年。那一年，张骞从西域归来，汉武帝对西域有了清晰的战略目标图，而西北方位始终未能占有，故而先空设凉州一郡。这只能说是一种想象，有其合理之处。

更为准确的记载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6年设立十二州，其中雍州改为凉州。十二州的设立是按十二地支和天象而定，据说是效法舜帝的做法，《史记·天官书》有明确记载，不过，司马迁时的十二分野与舜帝时大有不同，主要是两个时期的天下版图有变，观察天象的地方也从舜时的昆仑山或黄土高原为中心而转变为以中原为中心。凉州为原雍州之地，地属寒凉，故名为凉州。凉州一名始出。

凉州此时的管辖范围包括除武都地区之外的甘肃全部、青海北部、宁夏部分、内蒙古西部和新疆的部分地区。其首府有争议，一说今天的张家川，一说姑臧。到了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又分凉州部分地区和三辅地区重置雍州，此时的凉州有金城、西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等七郡，下辖44县，约等于现在的甘肃省。三国时期，凉州不仅拥有先前的甘肃大部分地区，还有今天新疆的部分地区，所以曹丕篡汉以后，觉得凉州太大，而且郡所在陇西，离河西四郡太远，于是又建了雍州。凉州地界缩小为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西平、西郡等一带，而雍州为京兆、冯翊、扶风、北地、新平、安定、广魏、天水、陇西、南安一带。此时凉州的郡治为武威郡的姑臧县。金城郡除了榆中、红古、西固、永登和永登南的枝阳几个县之外，还包括今天青海的化隆。西平郡包括今天青海的西宁、长宁、平安、湟中一带。武威郡包括姑臧、古浪、永昌、民勤、会宁、靖远一带。直到晋朝永嘉年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对凉州的意义十分重大。他带去了关中的儒家文化，并在那里一心经营，遂开五凉文化的先河。河西走廊正式步入文化凉州的时代。

五凉治理，文化固本

从武威出土的“天下第一简”《仪礼简》来看，儒家的礼仪教化在建立河西四郡不久就开始了，来这里的官员和军人不仅把中原一整套的政治治理方式、文化教育机构、日常礼仪行为范式带到了被刚刚从西域中脱离出来的凉州及河西走廊，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了这里，使原来单一的游牧文明逐渐向农牧结合、耕读合一的文明形式过渡。

武威《仪礼简》

东汉时期的窦融在治理凉州与河西走廊时，达到了“凉州畜牧甲天下”的丰饶美景，他去洛阳述职时，带了数万头牛羊马和一千多辆车，浩浩荡荡、连绵不绝地从凉州向洛阳驶去，“倾动京师”。此种景象，一度成为史上佳话。从那时起，“凉州畜牧甲天下”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宋元时期。

武威铜奔马

张轨到河西之后，以姑臧为中心，开始了儒家文化之教化落地河西的具体行动。一方面，延续汉武帝以来的政策，继续开垦土地，劝课农桑，使农牧业结合，发展经济，河西一带成为天下最丰饶之地；另一方面，他设置崇文祭酒，其地位和别驾一样，春秋两季实行以射选士的礼仪，征召九郡贵族子弟五百人，建立学宫（凉州的文庙其实早在此时就已开始），同时，他还在河西接引安置了大量关中士族大家，使中华文脉在河西得以传承。在他的引导下，其后世子孙都沿此路线代代经营，共76年。此为前凉。

后凉为吕光所建。吕光于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九月带兵讨伐西域，因前秦灭亡而于公元385年在凉州割据。他从前秦走时，带了七万多关中子弟和很多文士，从西域回来时，又带来了2万多头骆驼，上载无数珍宝、僧侣、艺人，这些都留在了姑臧。这意味着吕光不仅又一次把关中的人和文化带到了凉州，而且还把西域之地的文化也集聚到了凉州，使东西方文明有了一次较大的融合。他也非常重视儒家。此后的北凉、南凉皆以姑臧为中心发展儒家文明，而西凉则以酒泉、敦煌为中心，向新疆的南疆地区辐射，经略西域，再一次把先进的农耕文化、灌溉技术、儒家礼教接引到西域。

河西之地从建立四郡始，就从西域版图中脱离，经过五百多年的经营，尤其是五凉时期近150年的快速建设，已然成为中原视野中文明教化最昌盛的区域之一。故而，陈寅恪先生认为，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华文脉凋零，而河西一地尚有保存，其“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西学东渐，文明交流互鉴

古时凉州便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区域。从东汉明帝刘庄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梦见一发光金人而正式引进佛教以来，专门接引佛教人士的官方机构白马寺建立，此后，西方僧人源源不断地从印度和月氏等地来汉地译经传法，在魏晋时期尤其频繁。他们大都是从敦煌一带进入河西走廊，然后进入长安、洛阳等地。前凉张氏的最后几代君王都对佛教亲近，所以凉州姑臧就成了译经传法的重要城市。

那时，中国另外几个译经之地是长安、襄阳、庐山，而凉州是西来僧人们的必经之地。从《高僧传》可以看出，浮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很多著名高僧都与凉州结缘。浮图澄在凉州重修了莲花山寺，鸠摩罗什在此驻锡十七年译经，昙无谶在凉州翻译了很多佛经，只有昙曜的出生地一直是个谜，据说他可能是凉州人氏，在北凉时代，他不仅开凿了天梯山石窟，还开凿了云冈石窟。除魏晋南北朝和魏、周时期之外，隋唐时期是凉州佛寺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大云寺、恒沙寺、莲花山寺、海藏寺、鸠摩罗什寺、松涛寺等一批寺院得以重修和新建。这些寺院在明清时期，又得以重建。它们使丝绸之路上的凉州在中原文化稳定传承的同时，又加入浓厚的佛教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佛教文化自龟兹等地传入敦煌，一路向东，在凉州与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而实现了第一步中国化。

武威天梯山石窟

从西方来的不仅仅是佛教文化和后来的伊斯兰教文化、祅教文化等，还有浩浩荡荡的物质文明。如小麦、洋芋、番瓜、西瓜、西红柿、香料等，这些从西方传来的农作物和蔬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的重要食物。当然，中国的历法、彩陶、玉石、丝绸、瓷器及四大发明技术也经由凉州和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与欧洲，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

民族融合，共促丝路繁荣

因为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北麓，这使凉州与河西走廊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南边自古是羌人、藏人、吐谷浑人和各种西戎胡人，而北面是羌人、月氏、乌逊、匈奴人和各种被称为西戎的胡人，其西边是新疆无数来来往往的少数民族，这就使得凉州与河西走廊一直处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之中。

《史记》云，“大禹起于西羌”。一些学者认为，居住于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国乃古羌人。“华夏”之说始于黄帝之时，取礼仪盛大之意。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确切地考证伏羲、黄帝、大禹到底是什么族人，但他们都共同创造了华夏文明，是华夏民族的先祖。此乃上古民族融和。

从周时期开始，月氏人长期居住于凉州与河西走廊，后来匈奴人将其赶往河西走廊西边和新疆北部的伊犁河畔。匈奴人还把居住在凉州与河西走廊上的乌逊人也赶到了伊犁草原上。月氏人后来又被迫迁徙到了中亚的月氏山一带，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国家。这便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乌逊与月氏的原因。月氏人在凉州与河西走廊居住了很长时间，与周朝差不多同时期，有六七百年的历史，算得上是真正的土著了。他们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先建立了小的国家大月氏国，后来又把周边小国合并，建立了与匈奴、汉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并立的贵霜帝国，并发展了大乘佛教。

汉帝国将匈奴人赶往欧洲。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匈奴人也融入其中（另一部分融入中国）。匈奴人在凉州与河西走廊上也生活了一百年甚至数百年，也算得上是这里的土著，他们融入欧洲，把他们的文化带到欧洲，对欧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前凉张氏家族和西凉李暠家族为汉人外，后凉吕光为氐人、北凉沮渠蒙逊为匈奴人、南凉乌发秃孤为鲜卑人。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五凉时代。与此同时，从东北过来的鲜卑吐谷浑族又盘踞凉州南山350年之久，在唐时灭国。唐朝极盛之时，吐蕃国也强大起来。安史之乱时，吐蕃占领了凉州与河西地区，此后统治长达80年左右。

后来又是西夏占领凉州，统治达200年左右。在武威出土的西夏碑是今天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然后又是蒙古人在这里统治，凉州区永昌镇的高昌王碑有明确的记载。元时由阔端和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共同商议以和平方式将西藏纳入元朝版图，史称“凉州会谈”。会议后，班智达向西藏各地人民颁发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同时，藏传佛教也得到蒙古人的尊重。在凉州生活了八年的班智达的侄儿八思巴后来被尊为帝师，并为蒙古人创立文字。

与此同时，自汉至元时，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队络绎不绝来到长安、洛阳、杭州、北京，凉州一直是他们的中转站。他们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进行各种补给，然后东行。他们的一些人甚至留在了凉州，其中汉时的罗马人、波斯人和唐时的粟特人留下来的最多。故而可以说，整个凉州与河西走廊是汉族和各族人民甚至世界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乐园。

多元融合，艺术之花盛开

《新唐书·礼乐十二》卷写道：“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这使人非常震惊。唐朝的音乐来自周隋，而周隋之乐除了一些散佚的旧声外，新声皆来自凉州，所谓管弦乐皆自西来。唐代的霓裳羽衣舞也出自凉州。史料显示，是当时的凉州节度使杨敬忠所献。唐玄宗好音乐，喜羯鼓。他常常对人说：“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羯鼓，本是西域之乐，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杨玉环喜跳胡旋舞，而胡旋舞也出自凉州。但凉州又是哪来这些音乐和舞蹈的呢？皆自西方诸国而来。

敦煌莫高窟壁画《伎乐图》

从今天敦煌的壁画中可以看出，唐时用的乐器有很多，如琵琶、竖箜篌等。竖箜篌是汉代从胡人那里引进的乐器，而琵琶则是唐代引进的胡人乐器。还有筚篥也是从西域引进的。这些引进的乐器在中国用的时间久了，就与中国的一些乐器相融合，进一步中国化了。如琵琶就是与秦汉以来中原的弹拨乐器弦鼗（后称阮、秦琵琶）相结合的产物。

唐时的边塞诗是古典诗歌中较独特的，有金戈铁马之声。再往前追溯，汉时武帝作《天马西极歌》时，那种壮阔与英雄气也与边塞诗风相合。如果再往前追溯，便是《山海经》中所述夏启在昆仑得《九歌》。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西北乃立冬时节与对应的方位，乃乾位，乃君位。《易经》中云，天马对应乾位。这似乎是《九歌》《天马西极歌》与边塞诗产生的内在原因。也大概是这样的原因，自古西北就是牧业甲天下，皇家军马场山丹马场也在此建立。

从绘画来讲，敦煌壁画是西北绘画的代表，其颜料、色彩和故事都是世界罕见，无与伦比，非常独特。而书法在张芝那里，生出浪漫之意，形成了大写意的草书，为世人所惊叹。即使是由一般官吏们日常书写的汉简，也有非常之处，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到了唐时凉州与整个河西走廊流行的抄经活动，使唐楷成为一种日常书写，今日来看，意蕴中和，形神圆润，与其他书法有别。

而所有这些，在北宋之后几乎断流。但在二十一世纪，再次被发掘研究，并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和技艺相融合，必将形成新的凉州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