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是什么？闲谈中国的“老流氓”文化

“流氓”是什么？闲谈中国的“老流氓”文化

所谓的“老流氓”，在现在来看是一个中性词，当然了，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一样的叫法，北方有叫做老炮儿、混子、溜子。在南一放有被叫阿飞、白相人、拉三、太保等等。虽然叫法不同，但大家一听到这些词汇，都会联想到那些要么不务正业、要么凶强侠气、狡黠下流”的人。

在普通话统一之后，“流氓”这一词汇也将这些各种的称谓全部统一化了，当然比流氓更高级别的那就是老流氓，毕竟“老为首也”，是公认的，只要在人群中听到“流氓”这一词响起，就会引起众人的注目，可见大众是有多忌讳这个词。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刑律的细分，剔除掉了那些真正为非作歹的人。“流氓”这个词就变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存在，从一开始的贬义，也成为了一个“泛指”的中性词。想找到“流氓”这个词的出处，已经不容易了。甚至在一些辞典“流氓”已经有解释为“玩世不恭的人”，所以说文字的概念会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化，中国文化的博大也正是出自于此。

那么，“流氓”这一角色是如何演化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们从《中文大辞典》的解释来看，流氓是这样定义的：居所不定的流浪者、扰乱社会秩序安宁、专事不良行为者、无田产及失业者亦曰流氓，与无赖同。

在《辞海》中，流氓的释义为：脱离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田地，因此没有正当的业务可恃且又愚昧无知的社会底层成员。

在中国古代，因为生产力与科技并不发达，所有农民都得“靠天吃饭”，一旦出现 “灾年”，也就只能背井离乡，迁徙出去“讨生活”，这时候，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被称为“流民”。居无定所、无房、无产业、无工作的流民就是最初的流氓。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早期，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或者是破产无固定收入的人也在“流氓”的范畴之内。可见在以前，“流氓”这个词适用于穷苦大众，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也无怪乎，我们这些依靠写文度日的人，如今被戏谑为“文化流氓”，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后，我们来看《说文解字》一书，流氓的“氓”字，是用 “亡”字做偏旁部首的字，其中的意思是“死亡”、“陨灭”、“离散”、“无可归”、“无定处”。所以也可以说“氓”也属于无家可归者。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流民”跟“流氓”，就差一个“亡”。一无所有，到了将要“亡”的时候，那就真的无所畏惧了。正因为如此，流氓才会无所顾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时候，流氓一词演变为不务正业、经常寻衅闹事、文化素质较低的人。这其实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关。在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的文化素养不高，且连年战乱不停，很多破产百姓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变成了“暴民”。“流氓”自然而然地与“暴民”的属性相结合了。

我们说“流民”本来是“老百姓”。然后出于各种战乱天灾等“不可抗力”之下，被迫成为流离失所。但是，在内心对原有的秩序与道德还是充满了向往，希望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

但这种状态如果一直深化下去，那就起了“质变”。 在失去了家人、财产、信仰和个人底线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彻底沦为“流氓”，那就很难回归了。

这好比水泊梁山的故事，早期的王伦时代，虽然说已经聚集很多人，并没有成为一种“气候”，那些人只是因为“吃饭问题”，而勉强聚集成了，里面很多人并没有山穷水尽，需要壮大声势的时候，他们会挣扎于“现状”，这种“不成气候”的状态构不成对社会的威胁。

但到了后面108将全部到齐，里面不仅有江湖中人，更有曾经官府的将领，而且很多人是因为山穷水尽，或是身负血海深仇，不仅人多势众、气焰高涨，更有这大片土地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气候”也已经形成，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这群所谓的“流氓”就成为了“寇”，对正常社会秩序产生威胁。所以 “流氓”这个个体，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呈现“反社会”特性的。

在解放之后，“极端反社会的不良分子”被剿灭，刑法上也将违法事情进行了明确的细分，明着夺取的称为“抢劫”，暗着夺取的叫做“偷窃”，小偷与强盗就这么从流氓中“分离”了。

脱离了偷与抢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流氓”一词与“性侵”、“猥亵”联系在了一起。在建国初期，我国《刑法》中出现了“流氓罪”这个罪行条目，因为其中带有“性侵犯”的罪行条目。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氓”与“性犯罪者”划上了等号。而这些人也是百姓最为痛恨的。

当然，当时对“性犯罪者”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定义，所以在当时制定刑律的专家就出现了一刀切的状况，在没有完全“细分”的状态下，将一些“近似的犯罪”全部归结于“流氓罪”。当然这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只要街上有一声“抓流氓”，周围的群众就会将嫌疑人围个水泄不通。不管这个流氓是只是小偷小摸还是咸猪手或者是真的“性侵”，总之是逃不掉的了，而且一旦扣上流氓的“帽子”就会成为过街老鼠。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刑法改革之后的，“流氓罪”也彻底成为了历史。但这个词却已经根深蒂固，百姓知道看到一些“不成体统人”，都会说是“流氓”。

80年代末期，经商的浪潮开始出现。这个时候，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当时体制内的工矿企业工作，成为了“待业青年”。他们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凑些本钱开始做起了小买卖，这个群体被称作为“个体户”。当时尝试“个体户”职业的人，很大程度是为了生计不得不拼命想办法的，他们所卖的产品基本上是新潮服装、电子表、游戏机或者是流行音像制品。

当时正值刚刚改革开放，经历过保守时期的老一辈人认为个体户是“不务正业”。对当时而言，主流工作是有一个正常的单位，安分守己干活。所以那些老人很不喜欢那些自带“匪气”的个体户，也就将他们定性为“小流氓”。所以，流氓也就开始成为一种“反潮流”的称呼。

也正是这批“个体户”中诞生了许多新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其实从古至今但凡成功的枭雄豪杰，都带有这样的“流氓气质”，就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属于是“老流氓”出身。当然，在某些时候，这种行为确实有“剑走偏锋”的感觉。所以，在一个人施展“非正常”手段、暗搞“厚黑”等行为也被“流氓”这个词给吸收了 。

在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所谓的“英雄”角色，其实也带有这种“老流氓个性”。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中国文化中，他属于是最正面的形象了，但在故事中，他也时常用“老流氓”方式取胜。比如说在龙宫里“凹分”式的讨要金箍棒、在地府强行涂改生死簿、甚至在取经后期，几乎时常依靠“撒泼”搬来救兵解围。正是这些属性，让这些“英雄”的形象更趋向丰满。而“流氓”这个词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中性化，甚至带起戏谑的口吻。

其实在人性中，“流氓”的特质是天生的。流氓中的“流”字，可以引申为“放纵且不拘小节”的含义。其实人在遇到自身利益冲突的时候，总会产生“自保”的措施，这也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虽然这些防御可能会“悖离传统道德”，但是否称得上是“这人就是坏人”，那还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