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青龙奇迹”的功臣冉广岐（下）：还原青龙奇迹的真相

李尚勇（现实制度问题研究学者、《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作者）

本文目录（上、下）：

一、“青龙奇迹”并不“简单”

二、“青龙奇迹”的制度背景

三、“青龙奇迹”的真相

三、“青龙奇迹”的真相

在上述背景下，可以说，青龙县及其主政官员冉广岐是河北省的一个“例外”。

首先来说说这个“例外”当年所处的地震预测预报制度背景。

1975年，辽宁省贯彻1974年云南昭通地震现场会的“五大原则”，按照国务院69号文件精神，在地震重点危险区的各省市县各级政府，建立和健全地震管理机构，并且，普遍组织群测群防，广泛发动群众，从而取得了海城地震临震预测预报的成功。其中，震中区营口县政府及其县地办的工作成效突出。震前，营口县在“各公社（即现在的乡镇）都成立了地震办公室”[1]，甚至还在各企事业单位和53个大队（即村）也设置了“防震抗震领导小组”[2]），由于他们全面掌握了整个地震区和周边的震情，并且本地微观和宏观异常突出，所以，在省政府正式发布临震预报之前，便独立自主地发布了临震预报，取得了相当好的减灾效果。

1976年，除了“首都圈”（京津唐渤张地区）和河北省外，在全国其它主要地震重点危险区（尤其是四川、云南两省），都贯彻了国务院69号文件的地震工作方针，并借鉴海城地震的经验、教训（海城县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受到国务院批评）和做法，落实了云南昭通地震现场会制定的“五大原则”，按照“以地方为主、建立群测群防、广泛发动群众”的制度安排，积极组织大地震的预测预报。

同一时期的上述积极“防震自救”的组织方式极具“感染力”（示范效应），这对于冉广岐创造“青龙奇迹”无疑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不过，作为河北省的县级主政官员，冉广岐做得更出色、更优秀。

* * *

（1）1974年底（唐山大地震前2年半），冉广岐从《承德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的职位上，调任青龙县委书记。其实，冉广岐对青龙县很熟悉，因为早在1960—1964年，他曾在青龙县担任过商业局长、粮食局长和县委副书记。

在冉广岐到任之前的6月底，国务院下达了著名的“69号文件”，发布了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强震大震中期预报。青龙县随之被划入“河北省地震工作重点县”（这相当于后来的“地震重点危险区”）。

（2）到任伊始，冉广岐让人找来地震地质资料学习，他甚至还自学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3]，第218、244、245、261页；下面引用该书文字仅标出页码）

冉广岐在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防灾备灾关键是政府（主政）官员”（第255页）；“要拿地震当大事抓啊！”（第257页）；“狼来了，谁家的孩子谁报着”（第247页）；“我觉着要是不学点东西，青龙会和周边县一样麻木。……学了点东西，就有了点自觉性”（第245页）。

冉广岐评价并批评“周边县”，“有的人麻木不仁。李四光的预言怎么着，国务院69号文件怎么着，地震专家警告怎么着，大量的微观宏观异常怎么着，没往心里去！”（第258页）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唐山大地震“只有青龙一个县发布了临震预报”。

当然，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河北省没有像云南、四川两省那样，全面贯彻1974年云南昭通地震现场会的“五大原则”，而这“五大原则”实际上是对“69号文件”重申的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4]）的细化和具体化，其中“以地方为主”的原则更是具有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可见，与“周边县”的“麻木”相反，冉广岐正确理解并自觉落实了“以地方为主”的基本原则，自己落实了强震大震临震预测预报的主体责任。

（3）在此基础上，青龙县主动按照“69号文件”的要求建立健全了地震管理机构，并将地震工作交给“县科委”主管。“青龙县委对地震工作非常重视，列入县委议事日程，把震情当敌情，把防震作备战，县委由一名常委、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直接抓地震工作，亲自听取汇报，进行具体部署”。与海城地震的营口县一样，青龙县地震部门创办了“震情简报”，“每期震情简报，县委常委都要传阅”。[5]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县委一班人在临震预报决策时，能够正确理解震情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能够达成共识，达成一致意见。青龙县后来的临震预报决策正是如此。

（4）按照“69号文件”再次重申的地震工作方针，以及地震部门的指导和1975年海城地震的经验，青龙县最终选建了16个群测点（第246页），这主要包括地电场（土地电）、地应力、地磁、地倾斜、地下水等监测项目。

1975年海城地震前，营口县本地有市属县属群测点约10个左右，临震阶段有8个土地电临震脉冲突跳为临震预测提供了直接支持。1976年龙陵大地震前，云南省要求各重点县市，各县的重点中学都要建立群测点，每个县（至少）要有3~5个综合群测点组成的县级监测网，而龙陵县本地一共建成了包括一个专业监测点在内的13个（监测）群测点。[6]

如此看来，青龙县建了16个群测点，应该算是设置“偏多”。但考虑到，营口县和龙陵县都可以利用“周边县”较多的监测点的信息去印证本地异常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青龙县基本没有这个优势，所以这个本地小型监测网还是“偏小”一点。

（5）青龙县广泛发动群众观察宏观异常。根据我所掌握的各种类型的资料，青龙县很可能是京津唐地区唯一切实广泛发动群众观察宏观异常的县。冉广岐曾对张庆洲说，“我说发动群众观察。牲口不进圈，鸡不上窝，黄鼠狼搬家，宏观现象都要上报。动物有特异功能，人比不上它们哪。”（第245页）

因为“首都圈”（京津唐渤张地区）采取的是“震情保密”制度，重要震情都标明了不同的“密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地震预测，观察宏观异常？

例如，前面提到的震前2个月的“唐山5月会议”，由唐山市地办负责人通报唐山地区的严峻震情。该会议一开始，市领导便宣布“不准记录、不要传达”。

事实上，在“首都圈”（京津唐渤张地区），他们“发动群众”，最多也就是侧重建立群测群防微观异常监测点（群测点），而没有宣传普及地震知识，“广泛发动群众”观察宏观异常。比如，在唐山大地震前，唐山地区虽然设有动物观测哨5552个，全区群测群防队伍也有1.6万余人，然而，这与辽宁省广泛发动的“数千万群众”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7]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冉广岐通过自学地震地质知识，懂得短临阶段微观异常与宏观异常相互印证以确保短临异常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重要作用。冉广岐说，“如果出现了微观异常，又出现了宏观异常，再加上专家们的警告，这就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第257页）（参见下图）

图片说明：本文作者的研究显示，在已经形成大地震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的基础上，在临震阶段后期（震前1、2天内），若“突发性微观大异常”与“宏观异常井喷式大爆发”相互呼应，相互印证，这意味着，大地震爆发近在眼前。

（6）青龙县利用行政组织力量，面向广大群众广泛开展地震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利用板报、宣传画、小册子对地震知识进行了宣传，使干部群众对地震知识和有关预防措施有了初步了解”[8]。（第195页）

通过普及地震基本知识和预测防震知识，一方面，增强广大群众的防震自救能力，从而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宏观异常尤其是动物异常的观察活动，从而为本地临震预测提供来自一线的宏观异常信息。

（7）7月17日晚，参加“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参加了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通报震情的“会外”小型座谈会，他认为震情紧迫。

“经验交流会”于19日散会。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王春青辗转回到青龙县已经是7月21日。他连夜整理笔记，并逐级向上汇报。最后向青龙县领导班子作了详细汇报。（第218-220页）

* * *

至少在1996和2005年，王春青的这个汇报内容，以及这个“会外”小型座谈会的内容，在地震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在2005年张庆洲的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被《报告文学》杂志发表后[9]，引起了国家地震局一批重量级高级专家和官员的不满，他们分别给局领导写报告，完全不认可汪成民在座谈会上对唐山大地震有短临或临震预测意见的说法，并要求彻查此事。

我在写作书稿第7稿后看到了相关档案资料，故在书稿第8稿定稿之前，修改了相关内容。后来进一步获得的资料显示，我的修改仍然不彻底。

我在《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一书中写到了这个意见分歧很大的“会外”小型座谈会[10]（更完整的细节，我会在《揭开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终极谜底》一文中披露）：

关于这个座谈会，笔者从来源各异、观点分歧的众多史料资料中找到的“交集”（即各方均认同）是：

有关资料显示，当时，包括汪成民在内的一批地震学家虽然意识到“首都圈”（京津唐渤张地区）正在孕育一个较大地震，但他们并没有料到震级会有这么大，对震中区也没有明确指向，更没有料到大地震会发生在唐山。

“7月上、中旬有6个地震专业单位和8个群众测报点向国家地震局提出了不同程度的预报（预测）意见”[11]。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也曾多次带队去相关地区调查震情，“落实”异常，从而掌握了一些前兆异常，但他也是“模糊地觉察有情况，但又看不准”[12]。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海城地震后，国务院主要领导要求，“京津唐张地区〈须在〉震前24小时报出5级以上地震”。为规避〈政治〉风险，国家地震局规定，谁报这个地区大于5级地震的短临预测意见，就把谁的意见报送国务院。这意味着你要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一般情况下谁敢报5级？！）（第113页）（地应力预测专家黄相宁亦如此告诉我）

因为缺乏明确、典型的短临异常信息，尤其是宏观异常信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几乎没有群众上报宏观异常），1976年7月17日（距唐山大地震11天），京津组长汪成民利用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机会，在会上发放了300多份“突变异常调查表”，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召开了“会外”小型座谈会（约40~60人参加），向参会人员通报了他所掌握的一些震情。

当时，汪成民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京津组收到的震情信息（原则上，上报国家地震局的各类震情都报到了“京津震情分析组”），感觉到京津唐地区正在孕育一个较大地震（他事后说“但没料到有这么大”[13]），但国家地震局领导层和震情决策官员们还没有这一认识，因此，他此次去唐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收集短期或短临异常信息，用以支持自己的上述判断，以便说服领导层尽快决断，启动短期或短临监测预测程序。

因此，座谈会上至少发生了以下几件事：

1）汪成民向参会代表发放“突变异常调查表”，并要求代表们7月底前将调查表直接寄回北京，这说明他想绕过地方地震部门直接收集短期或临震异常信息。

2）请代表们填调查表，显然需要向他们说明调查的用意或目的，所以，汪成民向代表们通报了他所掌握的一些震情。

3）在他所掌握的震情中，最有份量的应该有两个，一是北京地震队发现的七大异常（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地震活动性和气象等），二是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小组的短临预测意见。

4）他在通报上述震情时，谈到自己的调研，以及对这些震情的认识亦很正常。

5）从总体上看，他通报的震情至少给一部分代表造成了“震情紧迫”的印象，如营口县地办主任曹显清就写道，“紧急情况！华北协作区地震形势比较严重”（第169页）。——这应该就是后来青龙县王春青向县领导汇报震情的缘由。[14]

基于上述分析，我的判断有三：

1）汪成民在座谈会上是向参会人员通报了他所掌握的一些震情，而他自己对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具体的预测意见（作为京津震情分析组长，他在唐山大地震前1天上午10点局领导召开的震情汇报会上，也只是转述了几个专业机构呈报到京津组的震情，并没有汇报他自己对震情的具体分析预测意见[15]）。

2）在汪成民通报的震情中，对青龙县后来决策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北京地震队发现的七大异常和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小组的短临预测意见，尤其是后者（见图6、图7）。

3）王春青向青龙县领导班子汇报的短临预测意见，主要来自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地应力预测小组和唐山二中群测点的的短临预测意见。

王春青的汇报记录显示，他汇报的内容是：“7月22日至8月5日有5级地震，地点京津唐渤张一带；下半年至明年有8级至9级地震”。（见图6）

图6 王春青的汇报记录

图片来源：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第226页。

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地应力预测小组上报到京津组的短临预测意见是：1976年7月20日左右和8月5日左右，京津唐渤张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这是唐山大地震前，专业机构中质量最高、最重要的一份短临预测意见。）（见图7）

图7 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小组的短临预测意见

图片来源：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第112页。

上述汇报内容，还可以从王春青的座谈会笔记中看到出处（见图8）。其中，“七大手段异常”说的就是“北京地震队发现的七大异常”；“廊房地震大队”的预测意见，就是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地应力预测小组）的上述预测意见。笔记中“京津唐渤张地区……近两年有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的出处，就是国务院“69号文件”批转的中国科学院呈报国务院的《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第127页）。

图8 王春青参加座谈会作的笔记

资料来源和说明：（1）图片来自汪成民的《从唐山到汶川》一书，第161页；（2）笔记中“廊房地震大队”，就是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地应力预测小组）。

可见，王春青汇报的短临预测意见，明显来自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小组的短临预测意见。（见图6、图7、图8）。

这里有一个细节。在青龙县领导听取王春青汇报的纪录中，有“下半年至明年有8级至9级地震”的记录（见图6）。这不是记录有误，而应该与王春青汇报唐山二中和唐山自来水厂等群测点的突出微观异常，以及这些群测点的短临预测有关。

王春青在唐山大地震前半个月（即1976年7月13~19日）参加了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议期间，“交流会”组织参会人员到唐山二中和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等群测点参观学习。

唐山二中的田金武老师代表他们群测点向参会人员汇报。他手持教鞭，指着“地震数据曲线图”，列举了土地电、地应力和磁偏角等微观异常数据，郑重发出短临预测：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当时有人问，“你说有一个大地震在哪儿呢？”田金武掷地有声：“就在脚下”！（第31、32、63页）

据王春青自己说，交流会的所有安排，“我都有始有终地参加，不漏每一个环节，并做了笔记”。[16]

后来，这些短临震情信息都汇报到了青龙县领导层。

1991年7月25日，为纪念唐山地震15周年，王春青在《中国地震报》发表了《唐山大地震前情况回忆》一文，该文提到了他参加汪成民通报震情的“会外”小型座谈会的情况：

“汪成民同志讲了以下几个问题（根据我当时的记录整理）：1、根据国际上发生很多次7级以上地震，表明在世界上地震正处于高潮时期；2、根据我国地震活动动向和发展趋势，以及应力、地电等7大手段的异常，对京、津、唐、渤、张地区要引起极大重视，做好保卫工作，要切实地、扎扎实实地搞好群测群防，加强党的领导；3、讲了几个专业地震队和群测群防点根据本身观测存在的异常现象及提出的预报（应为“预测”）意见，并强调其中在京、津、唐、渤、张地区要引起注意，加强防震抗震措施，建立组织，大力宣传地震知识。主要是大厂矿和农村，首先要做好房屋检修，定出防震抗震措施。”[17]

综上所述，汪成民在“会外”小型座谈会上的确向参会人员“通报”了中期、短期和短临性质的相关震情，其中，“通报”的短临预测实际上就是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地应力预测小组上报到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震情分析组”的短临预测意见。

* * *

（8）科委王春青汇报前（1976年7月中旬以前），青龙县的一些群测点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微观异常，也有群众上报宏观异常。例如，水井水位异常上升；7月18日，冷口温泉水温突然上升了2度。

对于一些典型的前兆异常，冉广岐会亲自到现场去“落实”异常。（第245、246页）

（9）王春青向县领导汇报以后，7月24日，青龙县3个正副书记开会，讨论利弊，决策发布临震预报。

这样的决策压力天大。

张庆洲写到：没有请示，没有备案，担着“影响批邓大方向”的罪名，也担着“如果不震就是一个大笑话”，而且乌纱帽不保的政治风险。

冉广岐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安全。我反反复复地掂啦，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但心里头过不去——一辈子！（第248页）

冉广岐决策的“底气”首先来自他通过自学掌握了一定的地震预测知识，并且掌握了青龙县本地的一系列微观和宏观异常震情。他说，“我要是事先对地震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拍板决策了”。（第257页）

冉广岐当时决策发布临震预报的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国务院“69号文件”发布了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强震大震中期预报，青龙县被划入地震重点危险区；二是王春青汇报了“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情况和参观群测点了解到唐山二中、唐山自来水厂等群测点的突出微观异常及其大震短临预测意见，以及他在“会外”小型座谈会上了解到国家地震局高级专家通报的短期和短临性质的震情（见图9）；三是青龙县本地出现了短临性质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二者相互印证。由此构成了冉广岐心中孕震阶段相对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使他能够作出“强震将至”的判断。

图9 王春青的汇报提纲

图片来源：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第220页。

实际上，冉广岐决策发布临震预报的时候，青龙县本地的“突发性微观大异常”与“宏观异常大爆发”还没有出现。虽然如此，上述“中短临前兆异常链”的形成，已经确认了“强震将至”的趋势。（在类似的这种震情下，龙陵县是发布了临震预警，即发了防震通知，但没有通知人员疏散。见本文第一节相关文字）

（10）7月24日晚上8点半（距唐山大地震3天多），青龙县委召开常委会，正式决定发布临震预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强震，这包括，建立防震指挥部，加强微观异常监测（24小时值班），进一步发动群众，广泛宣传防震知识，“各级领导、群众要随时警惕”，等等。（第221页）

（11）7月25日（震前3天），青龙县在有800人参加的全县三级干部会（县、公社、大队，也就是今天的县乡村）上，正式宣布临震预报，并作了一系列部署。其中就包括，要求到会的各公社武装部长和各村民兵连长当天会后马上返回各自乡村，并于次日通知村民紧急避险。

（12）7月26日早上8点整（震前44小时），全县43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近百名干部按照县委的死命令，全部到岗。他们将要翻山越岭，把临震预报通知到全县各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即今天的乡村组），让其通知村民。（第222页）

张庆洲写到：震惊中外的临震总动员由此拉开了序幕。（第222页）

马路边的大喇叭和家家户户的小喇叭滚动播放着震情通报和地震知识；简易抗震棚像雨后的山蘑一样钻出来；大大小小的商店沿街搭起了简易棚卖货；民兵把固执的老年人送进抗震棚……

青龙县全体干部昼夜值班；各村基干民兵昼夜巡逻；中小学一律在操场上课……

图10 冉广岐在唐山地震前3天亲自落实抗震措施

图片来源：《青龙日报》记者拍摄，1976年7月26日

（13）7月27日（震前1天），青龙县本地的“突发性微观大异常”与“宏观异常大爆发”开始出现。全县群测群防和广大群众的重要震情信息频频传到防震指挥部：

柳树沟泉水严重异常、昆虫异常。县中学发现动物（黄鼠狼异常、老鼠搬家）严重异常。气象局的地电场微安表“爆表”！娄丈子中学地应力异常！双山子中学土地电微安表“爆表”！冷口温泉异常！……（第223、224页）

（14）7月28日3时42分，唐山爆发7.8级地震；同日，18时45分，距青龙边界80公里的河北滦县又发生7.1级地震。青龙县尽管有不少房屋损坏倒塌，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18]。后来查明，该死者系地震时心脏病发作死亡[19]，所以，其准确表述应为“无一人震亡”。

（15）唐山大地震后不到1个月，1976年8月20日，河北省科委发出地震群测群防简报，首次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报“7•28”唐山大地震的事实。

同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发出了《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比较详细地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的事实。（第225、226页）

面对“全县47万人无一震亡”和“唐山24万鲜活生命悲逝”的强烈反差，有关部门随后便封锁了青龙县成功预报唐山大地震的事实。直到20年后（1995年9月），联合国专家经过实地调查，“青龙奇迹”终于逐渐走到了公众面前。

* * *

当年，采访快结束时，冉广岐和张庆洲有这样一段对话：

冉广岐：唐山大地震过了三天，我独自一人站在青龙县南边的大坝上，遥望着唐山，沉痛悼念几十万骨肉同胞。那天我流泪了。我有一句悼词，但是不能跟你说。

张庆洲：您说咱爷俩是忘年交了，就别让我晚上睡不着行不？

冉广岐：200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三十周年大祭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我冉广岐向来说话算数，别问啦！

老人闭上了潮湿的眼睛。这是一句什么话？为什么非要等到30周年大祭的时候？是因为彻彻底底地时过境迁了吗？到大祭的那一天，我一定再次拜访冉老。[20]

因为研究唐山大地震，我与唐山作家张庆洲成为挚友。但后来，我还是忘了问庆洲兄，冉广岐那句话怎么说的。等我准备本书的修订再版稿想起这件事情时，张庆洲先生已经去世了。

（庆洲兄去世前夕告诉我，他的《唐山警世录》的修订再版工作已经完成，修订再版有“重要补遗”。他认为，“这几个‘重要补遗’对于中国灾害史甚至世界灾害史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不过，再后来，通过另外的渠道，我得知了答案。

2016年7月28日，在国际天灾研究会和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唐山地震四十周年”研讨会上，国际天灾研究会会长李伯淳披露，他3年前拜访冉广岐时曾经问过他，他那句悼词是怎么说的。冉广岐说，他的悼词是，“安息吧，不该死去的人们！”[21]

* * *

“青龙奇迹”的存在，让人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唐山大地震中，在京津唐渤地区（即所谓的“首都圈”）为什么只有青龙一个县实现了临震预测预报？而其它那么多县，尤其是唐山市，为什么就做不到临震预报？

在这里，我先给出我的基本答案，那就是，在京津唐渤地区，只有青龙县真正克服了当年“半封闭地震预报制度”的两个致命缺陷。

这里的详情，容我在研究报告《揭开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终极谜底》中去详细阐述。

作为制度研究者，我还是那句话：基本制度决定一切，也包括决定生死。

结束语

地震界和地震学界至今仍然不知道，“青龙奇迹”真正称“奇”的是什么？

其实，从制度层面来说，“青龙奇迹”真正称“奇”的有两点，一是冉广歧自觉“落实”了自己“强震大震临震预测预报的主体责任”，二是“广泛发动群众”。而且，很有可能，青龙县这真正称“奇”的两点，在京津唐地区是唯一的一个县！

冉广歧能够下决心发布临震预报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冉广歧通过自学地震地质资料成为青龙县的“土专家”，他一身兼有本地专家和主政官员两个身份。在这个基础上，国务院的69号文件（强震中期预报）为他指明了地震预测的基本方向。王春青从“唐山群测群防交流会”带回来的会议情况和唐山部分群测点（主要有唐山二中和唐山自来水厂等）的突出短临微观异常及其短临预测意见，以及国家地震局高级专家通报的来自专业机构的短期和短临性质的震情（主要是北京地震队的“七大异常”和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小组的短临预测意见），再加上青龙县本地群测群防的微观异常与宏观异常相互印证，构成了他心中相对完整的“中短临前兆异常链”，使他能够作出“强震将至”的判断，并且勇于担当，敢于负责，果断决策。

青龙县本地群众上报的宏观异常可以印证青龙县本地16个群测点中出现的突出微观异常，从而确认本地短临异常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当年，青龙县隶属承德地区，所以，在梅世蓉主编的《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中，青龙县的动物异常被统计列入承德地区，该地区有动物异常27起[22]。

可见，冉广岐远比“根据某专家通报的震情及时发布了临震预报”的谬传要杰出、优秀得多！

* * *

毫无疑问，在中国乃至世界地震预报史上，冉广岐将名垂青史！

冉广岐老先生一路走好！

2023年2月6日于小书房

（全文续完）

（纸质媒体刊用需要作者授权）

视频链接：

《1976年青龙县独立自主实现防震自救》

[1]王克林等：《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美国地震学会会刊》，2006年6月第3期。

[2]营口县政府地震办公室：《7.3级地震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6年12月，第18-20、26-27、35页。

[3]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4]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国发[1974]69号文件，1974年6月29日。

[5]国家地震局：《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1976年11月8日。

[6]李尚勇：《解读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真正原因》，公众号/李尚勇说困局， 2019年6月19日；李尚勇：《还原1976年龙陵大地震的“防震自救”真相》，公众号/李尚勇说困局， 2020年6月5日。

[7]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第366页。

[8]王进志：《唐山大震前我们青龙县是作了准备的》，《中国地震报》，1991年7月25日第3版。

[9]次年，2006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一书。

[10]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第46-48、52页。

[11]孙其政、吴书贵主编：《中国地震监测预报40年》（下册），地震出版社，2007年12月，第597页。

[12]孙其政、吴书贵主编：《中国地震监测预报40年》（下册），地震出版社，2007年12月，第598页。

[13]翟明磊：《他们预测了汶川地震（7）：汪成民汶川地震预测反思录》，“一五一十部落”网站∕翟明磊的博客-壹报，2009年5月18日，网址：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4409a91e5596bfd。

[14]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第46-48、52页。

[15]李尚勇：《大地震临震预报的曙光》，东方出版社，2018年7月，第49-50页。（正因为如此，在听完汇报后，一名副局长问到，“说了半天，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16]王春青：《唐山大地震前情况回忆》，《中国地震报》，1991年7月25日第3版。

[17]王春青：《唐山大地震前情况回忆》，《中国地震报》，1991年7月25日第3版。

[18]国家地震局：《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1976年11月8日。

[19]汪成民：《青龙县事件的经过和经验》，2006年12月17日，山风工作室/陈一文专栏/地震预测研究。

[20]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259页。

[21]腾讯视频：《在纪念唐山地震四十周年会上关于群测群防的发言》，2016年12月17日。

[22]梅世蓉主编：《1976年唐山地震》，地震出版社，1982年8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