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刀客的正名：从盐贩到反抗晚清政府的转身

关中刀客的正名：从盐贩到反抗晚清政府的转身

在谈及关中刀客的起源时，学界有认为，关中刀客起源于清朝嘉靖年间，其理由大体依据《清史稿》记载嘉庆年间蒲城知县朱大源抓捕“刀匪”的记载。据《清史稿》的说法，刀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群体：

“窃照陕西平原地方，向有一种匪类，配执刀械，三五成群，或倚众逞凶，或籍端讹诈，士人名曰刀匪”。（《清史稿·王庆云传》）而官府对待刀客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粗暴，一经发现，直接充军发配，或以“大练锁系巨石五年”，期满有经族人保释才可以出狱。其目的在于“消磨顽梗之气”。

可以说，早期的刀客做的并不是什么正经营生，在百姓中的风评并不好，“民受刀匪累久已”。然而，一场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丁戊奇荒”，则扭转了这一切。起因是关中地区盐价飞涨，清政府为了确保当时为陕西供盐的山西盐院的利益，驳回了名臣饶应祺主张在渭北卤泊滩设立官盐以平抑盐价的主张，致使陕西的盐价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理手段，此时，关中刀客挺身而出，开始贩卖私盐，至此，关中刀客第一次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

有关这一段历史，我们今天仍可以通过2003年，由黄建新等几位导演拍摄的系列电影《关中刀客》（在此强烈安利本片），其第一集《粪操子》，讲的就是刀客粪操子不满于朝廷面对官盐价格飞涨而无能为力，粪操子义愤之下主动售卖平价盐，并贩卖私盐的故事。

前文述备，在此不必多提。总得来说，1846年，由于晚清政府面对陕西灾情的不作为，使得关中刀客们分别以各种方式开始为民请命。而这一举动，却恰恰使得刀客这一群体开始得到正名。除了前述贩运私盐外，我们还可以从史料中发现许多故事：

当时大荔朝邑地区灾荒尤为严重：

“现在饥民流徒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徒之众，有阖门坐待饿杀者，有煮食乾瓜皮、辣菜而卒无以逃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婴儿者，殆不可胜数”

百姓完全没生路，而官府赈灾不力，以至于刀客李牛儿带领饥民进行起义，开仓放粮。由于其深得民心，行为被百姓支持，以至于这场起义声势浩大，威震关中地区的各级官员。直到林则徐亲自出马，才最终镇压了这场起义。

再如当时，蒲城县刀客王改名，在当时颇负侠名。据说他每天晚上会带着自己的手下在蒲城县南塬下的土窑里为当地百姓打官司。在蒲城百姓看来，相比官府的贪赃枉法，吃了原告吃被告，往往案子没完，原被告都破产了。而王改名案子判的公正，不要钱，处事及时；因此当时老百姓半夜不睡觉，连夜找王改名判案子。后来官府缉拿之下，王改名逃到四川。最终王改名不敌官府，力竭被擒。

王改名的故事仍有后续，1905年，剧作家李桐轩在重修《蒲城县志》的时候，将王改名的故事写成《刀客王改名轶事》一文。当时清政府未亡，王改名的官方身份还是“刀匪”，于是蒲城县令认为该文忤逆，而未加采用。后来清政府亡了，这篇文章才最终被收入《蒲城县志》当中。

事实上，自1840年以后，陕西由于地处偏僻，且一直属于清朝的“穷省”，对清政府来说，陕西实质上是一个可以在“战略上”被放弃的地方。如果我们回看丁戊奇荒期间负责处理陕西政务的大臣，如饶应祺、林则徐、杨以增、张祥河，这些人无不是“治世之能臣”，结果风云际会，这些人都无法解决陕西的民生问题，换成其他人，见到起义军就心惊胆战，更解决不了陕西的问题了。

此后，关中刀客逐渐成为了“替天行道”的侠客化身。那些正义的、侠义的刀客们日后加入同盟会，致使陕西成为率先相应辛亥革命的地区；后来如严飞龙、杨虎城、李云龙（原名李虎臣，后改名。不是《亮剑》那位）均为国家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